ID：7988605
时间：2023-12-27 11:38:52
上传者：飞雪通过学习心得的总结，我们可以不断提高学习的效率和质量。在下面的范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学生的学习心得和收获，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尽管在艾滋病监区工作，可毛卓云不穿防护服，也不戴口罩、手套，面对面与在押人员谈话、交流，有时还免不了发生身体接触……举动看似“另类”，实则大有深意。
因为毛卓云发现，这些艾滋病在押人员内心很敏感、脆弱，情绪也极不稳定，他们害怕被冷漠和歧视，渴望被关爱。聊聊天、拍拍肩、握握手，或者一个拥抱，对在押人员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尊重和安慰。
有一次，一名在押人员得知自己的判决后，情绪失控，在监室内自伤自残。“当时他脸色发白，双手冰凉，对人生充满了失望、怨愤。”毛卓云用了很多办法安抚，效果都不明显。最后，冒着被攻击，甚至被传染的风险，毛卓云走上前去，把他拥入怀中，才令他的情绪渐渐平复。
毛卓云还想方设法对在押人员进行心理干预和疏导，引导他们重拾自我;向他们传授病理学等知识，帮助在押人员正确认识艾滋病，并为他们申请免费的抗病毒药物;教导他们提高身体素质……曾经的一位在押人员陈某回忆：“自从我得艾滋病后，连亲朋好友都躲着我，可毛警官却像父亲一样教育我，我怎能不认罪悔过，好好改造?”
善意，温暖了冰封的内心，感化了盼归的心灵。来，毛卓云的监区从未发生一起安全事故。
一天饭后，毛卓云收到一封信。
“小刘写来的。”他一下认出了信封上熟悉的笔迹，“小刘因运输被判死缓，在这里呆了20个月。去监狱后，还经常写信来。”
小刘在信里写：“你给我的那本黑色本子，我至今还带在身边。现在我所有的一切与你的关心是不可分割的，我将会牢记一辈子!你年纪大了，还是要注意身体，该马虎的马虎下也应该的，不要太执着了。”
毛卓云将信放进抽屉里，打算下班后再回信。他和曾经的艾滋病在押人员这样的书信往来，至少已有一百多封。
“他们都离开看守所了，你还管呀?”
“他们写信给我，因为信任我，想和我说说话。我多跟他们说说，多做点分外事，他们就不容易偏激，不会做极端的事，社会上就能多一分安宁。”
认识老毛的人都知道，他的“傻”在于，干了很多本来不用干的活。
监室里，很多人喊毛卓云为“毛校长”、“毛老师”，因为他把课堂搬进了监室。
管教过程中，毛卓云发现，没有文化是一些人走上犯罪道路的主要原因。
16岁的小虎，一个字也不认识，甚至无知到特地往身体里注射艾滋病患者的血液。毛卓云做了个大胆的决定——把监室“变”教室，教他们读书认字。他找来了儿子小时候的课本，买来文具，从每个人的名字开始一点点教。3个月后，小虎认识了500多个字，还会写简单的日记和书信。
宁波市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所工作人员李怀亮和毛卓云已经是老熟人了。“一开始，他对艾滋病一点也不了解。来，他一点点学，已经成专家了。他经常根据新收押人员的类型请我来做讲座。一些人不肯吃药，他就哄他们，像家里人一样。真不容易。”
毛卓云一直从事男性艾滋病的管教工作，向他的敬业精神致敬。今天小编在这给大家带来感动中国人物毛卓云。
事迹。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2007年起，毛卓云一直从事男性艾滋病在押人员专职管教工作。12年来，面对巨大的监管压力、高传染性的监管风险和空白的监管。
经验。
他勇挑重担无私无畏累计管理。
教育。
500余名艾滋病在押人员，用法律、温情和关怀与他们牵起彼此信任的“红丝带”，帮助他们认罪悔过、重拾信心、重归正途，把风险留给了自己，把安宁留给了社会。先后获得浙江省政法工作先进个人、浙江省公安机关爱民模范、浙江省优秀人民警察、宁波市优秀人民警察、宁波市监管岗位能手等荣誉称号，荣立个人二等功一次、个人三等功三次。浙江省委书记车俊，省委副书记、省长袁家军，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郑栅洁，公安部党委委员、副部长孟庆丰，公安部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刘钊，浙江省副省长、公安厅长王双全，公安部监管局局长朱守科等领导相继作出批示，对毛卓云先进事迹给予充分肯定。法制日报、人民法治网、人民公安报、浙江日报、浙江电视台、浙江之声、平安时报、浙江法制报、宁波日报、宁波电视台等20余家国家、省、市级媒体对毛卓云先进事迹进行了报道。
这时，毛卓云主动请缨，并立下军令状:“给我6个月时间，管好了我继续，管不好另请高明。”
把艾滋病病毒感染在押人员收押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生理和心理反应全部了解清楚后，毛卓云第一次打开了艾滋病监室的门。
透过厚厚的钢化玻璃防护罩，毛卓云看到在押人员无精打采地坐着，看他的眼神里满是鄙夷。
“他们用打湿的毛巾甩监室顶上的灯泡，用身体不停撞击防弹钢化玻璃门，我不敢进去，但又不得不去做工作，于是我想到写信，我把信贴在玻璃上让他们自己看，内容很简单，几句话，就是把自己要说的内容写给里面的人看。”毛卓云用心写下一字一句，一封封情真意切的信，贴在监室的门板上，劝导在押人员遵守行为规范，为了自己和家人好好治疗。
这个办法很有效果，在押人员对毛卓云有了信任感后，就开始和他们面对面地谈话，有人感动地对毛卓云说:“毛警官，自从我得艾滋病以来，亲朋好友都拿我当瘟神，而你却敢这样和我面对面交谈!”
监区从成立之初关押两人到现在日均关押28人，年收押量从开始的30人发展到如今近100人，毛卓云的工作量也越来越大，同时也面临更多的不确定危险。
一次，毛卓云与一名在押人员谈话时，对方毫无征兆地一拳打在毛卓云身上。而更危险的一次，暴力袭警的艾滋病患者王某情绪失控，疯狂攻击管教和狱医，毛卓云二话没说叫同事打开监室大门径自走向近乎癫狂的王某，张开双臂把他紧紧抱住。
事后回想起来，毛卓云坦陈自己真是有些后怕，“要是被他突然咬一口呢?真的是害怕!”案件判决后，在被送往监狱前，王某流着泪给毛卓云深深地鞠了个躬。
2018年，毛卓云在毫无防护的情况下，将办公室搬到了监室里，摆上一张办公桌，方便开展管教谈心谈话，和在押人员一谈就是一上午，一坐就是一整天。
“作为一名管教，不一定要有什么新招、奇招、怪招，但要有经常。
总结。
的习惯。”毛卓云边实践边总结，积攒了5大本十几万字的工作。
日记。
总结出数十个代表性案例归纳总结出艾滋病管教工作“五心法”——近心法、正心法、劳心法、破心法、宁心法为全省特殊监管对象管理工作提供经验遵循在全省公安监管系统推广。
每日与在押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打交道，犹如把自己长期暴露在高危的风险之中，毛卓云会定期自费做hiv检测，做完后却常常害怕去领检测结果。
“目前为止都没有检出病毒。”检测结果总是令毛卓云一身轻松。
用心管教这些旁人看上去作案累累的艾滋病病毒感染在押人员，有意义么?面对别人的质疑，毛卓云说，“管好一名在押人员，就等于给社会排除了一颗‘定时炸弹’，管好了一群在押人员，就等于给社会排除了一整片‘雷区’。”
曾经办案民警在办涉“艾”案件时，有太多的无奈:一些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凭借着一张疾控中心诊断书，有恃无恐，屡屡作案，因为他们知道就算被抓了也关不进看守所。民警冒着被感染的危险抓住的案犯，就这样被看守所以“不符合收押规定”而拒之门外，看守所没法关，这些人最终还是流向社会，继续危害社会。
今年上半年，施某某因贩卖案羁押入所，顶着“艾滋”这顶帽子，肆无忌惮闹事，街道、公安等都拿他没办法;王某某在明知感染艾滋病病毒情况下，恶意与多名女性发生性关系，身体状况堪忧，对监所羁押安全构成了重大安全隐患。
面对这些“烫手山芋”的收押难题，毛卓云思量再三后，向所领导作出“可以看管”的承诺，最终施某某顺利收监，王某某以涉嫌传播性病罪羁押入所。
办案民警说:“真的感谢市看守所，感谢毛卓云，这就相当于他们把风险留给了自己，把安稳留给了社会。作为基层办案单位，我必须为他们点赞!”
2014年5月，市看守所前后共收押十几名凉山籍人员，他们普遍。
文化。
程度低，最高的读到初中二年级，有5人是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的纯文盲。毛卓云为此专门购置了纸笔，自制了识字卡片，把监室变成了教室。
开班一段时间后，班里不识字的“付同学”学会了写。
作文。
:“毛警官的话犹如清风一样，驱走了我心中的阴霾，像雨露一样滋润着我干枯的心田……”
在押人员陈某在擦床板时不小心木屑扎进了手指，疼痛不已，居然哭了起来。
毛卓云了解情况后，便拿了胶带，想用胶带把木刺粘出来，但没效果，费劲周折终于将木刺拔出来了，流了不少血。毛卓云用酒精棉球帮他止住了血，陈某看看没事了，开心地笑了起来，说了一句“谢谢，毛爸爸!”毛卓云当时还没反应过来，自己咋成了“爸爸”，事后一想，可能是他缺少关爱的原因吧。
即便离开了看守所，在押人员也愿意和毛卓云保持联系，“毛管教说了，有困难随时找他”。
毛卓云曾经管教过的一名在押人员，回顾其自身经历在监狱中写了一本书《假如时光倒流》:“毁掉了我原本幸福的家庭，让我从一个正义使者变成了恶魔的化身，恶魔最终并没有走向毁灭，而是选择了新生，多亏毛警官。”
2007年，宁波市公安局党委决定将全市艾滋病在押人员集中羁押于宁波市看守所。面对巨大的监管压力、高传染性的监管风险和空白的监管经验，许多人望而却步，毛卓云却主动请缨，一干就是12年。
为了拉近与艾滋病在押人员的距离，毛卓云只试穿了一次单位为他配发的防护服就搁置了。2014年，为更加拉近距离，他将艾滋病在押人员从装有玻璃墙隔绝的特殊监室搬到了普通监室，近两年他更是将谈话室搬进艾滋病监区，但随之而来的职业暴露的风险也大大增加。面对别人的不理解，毛卓云表示，管好艾滋病在押人员，让他们既体会法律的威严，又感受人性的温暖，在认罪、悔罪中看到未来和希望，将为社会安宁增加一个重要砝码。
曾经，一些艾滋病患凭借着一张疾控中心诊断书，有恃无恐、屡屡作案，因“不符合收押规定”而继续流窜社会、危害社会。正是因为毛卓云挑起重担，啃下硬骨头，违法犯罪艾滋病患依法得到惩处，涉艾案件隐患大幅减少，为平安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毛卓云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艾滋病在押人员管教工作可以借鉴的经验不多，毛卓云主动钻研法律法规，向市疾控中心请教知识，自学心理、教育、医学等知识，成为全市艾滋病防控的行家。同时他潜心钻研，边实践边总结，12年来积累了十余万字工作笔记，总结提炼出“五心工作法”，在全省推广。“毛卓云工作室”获得省厅命名授牌，本人被评为优秀教官，在他的精神感召和传帮带作用下，市看守所多名同志主动要求接班艾滋病在押人员管教工作。
相关。
文章。
前，在“谈艾色变”的年代，面对高风险的艾滋病监区，他胆壮心雄、直面恐惧，主动请缨，担起艾滋病在押人员的管教工作，给予在押人员教化改造的希望。
他就是毛卓云，宁波市看守所管教四大队民警、三级高级警长。至今，他累计管教艾滋病在押人员511名，工作零失误，归纳总结出艾滋病犯管教工作“五心法”，为全省特殊监管对象的管理工作和经验探索提供有力助益。
昨天下午，毛卓云先进事迹报告会在宁波凤凰剧院举行，全市700多名民警和辅警代表现场聆听了毛卓云的故事。
记者王颖第一个上台，从媒体从业者的角度，和大家分享多次采访毛卓云的感受，介绍记者眼中的老毛：高墙里的一股暖流。
随后，毛卓云在市看守所的领导和同事，以及在市公安局大榭开发区分局当民警的儿子，分别从不同角度讲述了毛卓云的先进事迹，充分展现了一名共产党员对党忠诚、敢于担当的优秀品格，生动诠释了一名人民警察不忘初心、忠诚使命的价值追求。
毛卓云在接受主持人访谈时，也讲述了几个小故事，言语之间表达了他的初心之诺、感恩之情，以及对公安监管事业孜孜不倦的执着追求，现场观众无不为之动容。
昨天恰逢毛卓云的妻子徐爱英的生日。在昨天的报告会上，毛卓云第一次给妻子送上了生日鲜花，不善言辞的徐爱英只说了一句话：“祝愿你平平安安，也祝愿所有公安民警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毛卓云同志是我市公安战线涌现出来的又一先进典型。”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黎伟挺说，毛卓云是宁波公安的杰出代表，他的事迹真实质朴、震撼人心、直指灵魂、可敬可学，是我们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生动教材。
黎伟挺号召全市公安机关向毛卓云学习，学习他对党忠诚、信念坚定的政治本色，学习他迎难而上、无私无畏的责任担当，学习他刻苦钻研、善学善行的工匠精神，学习他甘于奉献、淡泊名利的高尚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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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靖莉(宁波市看守所)：
他是我们身边的英雄。
7月，我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调到市看守所工作。记得报到那天，走到九监区，刚好一个监室的门开着。与其他监室不同，这个监室里还有一道门窗，是用防弹玻璃隔开的，整个监室散发出浓浓的消毒水味道，这就是艾滋病犯专押监室。
防弹玻璃门里边，一位民警正手把手地教在押人员写字……听到脚步声，民警转过身，40多岁，个子不高，却身板挺拔，上身的警服已被汗水浸透。见了我，“啪”的一下，来了个标准的军礼。他就是被所里民警亲切称呼为“老毛”的毛卓云。
说实在，在“谈艾色变”的那时，我是第一次和艾滋病犯近距离接触，也是第一次知道有个民警每天和艾滋病犯打交道，直面病犯的危险，关心他们的生活，鼓励他们重生。
在分管艾滋病犯监管工作期间，我看到了多起艾滋病犯或因情绪波动、或因身体不适、或因涉案负罪等，产生和引发各种各样的极端表现。有一次，一名艾滋病犯情绪激动，用头撞墙，被带到医务室缝针，毛卓云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两只手始终紧握病犯的手，安抚他，最终使他平静。
事后我问老毛，“你不怕么?”他回答：“怕，我怕如果不能说服他，情绪不稳定，就会给监室带来隐患。但，也不怕，我学了艾滋病防护知识，知道怎样保护自己，我了解他，他就是缺乏安全感，我要让他感到温暖，我也相信自己有能力做好这件事。”
想想当初，我还有点怕老毛呢。觉得老毛天天与这些病犯在一起，而且都是近距离，会不会也“近墨者黑”呢?直到老毛以他广泛扎实的知识汲取、胆大心细的工作作风以及完备科学的规范防护，证明了我害怕的多余。后来一段时间，我一直对老毛心存愧疚，但更多的是感激，是老毛给了我艾滋病犯监管职责的力量和正确的认知。
10月，经过几个单位的交流，我又调回市看守所工作，又和老毛成了同事和战友，似乎一切如往。但我发现，老毛其实还是有了很大的变化，他分管的监室变多了，从一间到现在三间;他的工作笔记本变多了，记录的文字达到了十几万字;他把艾滋病犯从特殊监室搬到了普通监室，把谈话室从工作区搬进了监区，使他们之间再无隔阂;他独创艾滋病管教工作“五心法”，悉心帮教艾滋病犯认罪悔过、重拾信心、重归正途。
令人感慨的是，已到退休倒计时年龄的老毛，那健旺的精神头没变，身份和岗位没变，不计个人安危、名利得失的干劲没变，一身正气又待人宽和的个性没变，他是我们警队的榜样，他是我们身边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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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锋(宁波市看守所民警)：
他是了不起的榜样。
我和老毛是同事，是警队里的室友。在我眼中，老毛就像电视剧《士兵突击》中的许三多，不抛弃，不放弃，尽己之力，用了整整12年，修筑起一条科学而有温度的涉艾病犯监管、维稳一方的平安路。
老毛拥有的不仅仅是勇气，也拥有工作的智慧。患有艾滋病的罗某是涉嫌故意杀人的在押人员，从小习武，生性好斗，入监所时27岁，力壮身强，是个不服管的刺头，自然对老毛多有抵触。老毛想到个办法，先削掉这个刺头身上的尖刺，决定同他比赛体能。习武出身的罗某1分钟做了60个俯卧撑，而当时年近50岁的老毛却做了80个。经过这一回合，刺头彻底被征服。
多年后，被判处死缓的罗某在狱中给老毛回了一封信，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是您在我最危难的时候帮助我、教育我、引导我，让我懂得了忏悔，懂得了反思，懂得犯了错就要承担责任，去面对今后的一切……”
老毛还充满了对在押人员合情合理有分寸的人性关怀。一次，因为轮派任务的安排，我也亲历了老毛的工作。那是一次牢狱任务。犯人孙某身患艾滋病和肺结核重症，肺结核还在开放期，具有较强的传染性。4个小时的车程后，到达了监狱，监狱却因担心孙某肺结核传染威胁而拒收。老毛再三协调，辗转联系上杭州一家医院，才算是解了困局。此时已是晌午，老毛领大家出了监狱，在山路岔口的一家牛肉面店歇下脚，老板吆喝：“上五碗面。”老毛立马严肃地提高嗓门：“不!是六碗!”老板看了看戴着手铐的孙某和五个民警，恍然道：“对对，六碗!”面端上来了，老毛分一碗给孙某，又给他松了松手铐，沉声道：“抓紧吃!”此时的孙某，埋着头吃面，眼眶却是红的。
当然，工作中的老毛不仅仅只是付出和辛苦，也有他的成就感和开心之事。一次，老毛把手机落在宿舍，突然频繁响起急促的微信提示音。事后，老毛告诉我，提示音来自一个他组建的微信群，取名叫“关爱会”，是为出了看守所、回归社会的艾滋病人组建的。手机频繁作响，是一名艾滋病人在长沙找到了工作，欣喜而迫切地想要第一个告知老毛。
我看着老毛，常常会有些恍惚。这是一个平凡的同事，这又是一个了不起的榜样。他是千万监管人的典型代表，是艾滋病犯管教岗位上当之无愧的“拆弹专家”，更是初心永志、牢记使命、忠于职守的时代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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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智睿(市公安局大榭开发区分局民警)：
理解一种父爱。
和所有的小男孩一样，小时候我眼中的父亲就是无所不能的超人。虽然由于军人的身份，他在家时间不多，但每次回家都会带给我小礼物，带我出门玩耍。儿时，用子弹壳做成的挂坠或是飞机，是我在小伙伴中炫耀的最大资本，而那一抹军绿也在我心中埋下了种子。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父亲也只是一个普通人，他会因为我的调皮捣蛋而发脾气，会有诸多无法排遣的烦心事，也会遇到生活和工作上的困难和困惑。
我读大学那会儿，父亲差不多一学期会给我写一到两封信。我不解的是，通讯便捷的时代，父亲为何要采用几近原始的写信方式呢?对我的疑问，父亲并没直接回答，而是给我讲了一个“传家”的故事：父亲是参军入伍后在部队考取的军校，在军校就读时，我的爷爷也是这样给他写信的。这是一种传承。
父亲在业余生活中，更像是一个文化人。他爱好书法，爱好阅读，喜欢和文化人交朋友，得着空闲就会挥毫泼墨写上几幅。练字，能使人专注和静心，能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而且，从事公安这份职业，面对和接触的，更多是社会和人性的阴暗面，如何在充满负能量的工作环境中保持内心的一份静气和正气，保持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不改初心，有一份文化艺术的寄托，实在是很受用很有效的，这也是父亲教给我的。
当年，父亲决定接手艾滋病犯监管工作时，我与母亲并不知情。直到一天吃晚饭时，母亲拿着一份报纸质问父亲，问那个照片上的背影、那个报道里的毛警官是不是他的时候，父亲沉默了，过了一会儿，才像做错事的孩子一样，慢慢道出原委、说出实情……母亲慢慢地接受了父亲选择的工作，只是不时地叮嘱他在与艾滋病看管对象接触时，一定要注意安全。
那几天晚上，我总想起一个以身饲虎的佛教故事，父亲的选择虽然没有故事中的王子这么壮烈，但我觉得，他有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巨大勇气和善意。这令我有一种源于亲情的骄傲感。
父亲为了更好地做好监管工作，在与在押人员接触时，不戴口罩和手套，不穿防护服，监室里发生的种.种危险情况，他从不告诉我和母亲，这无非是不想让我们担心。他的云淡风轻，是把对家人的爱深埋心底，是另一种爱的方式。现在，作为儿子，也作为警察，我想我可以而且开始深深地理解他了。
记者手记。
老毛是高墙里的一股暖流。
记录这样的人民警察是我的责任和使命。
我采访过不少先进事迹报告会，这次，第一次从台下采访改成了台前宣讲，向大家介绍我认识多时的采访对象毛卓云。
老毛的战场没有刀光剑影，却也凶险无比，他的课堂没有讲台话筒，却也教化心魂。高墙铁门，是要锁住邪恶与流毒，却并不遮挡他将正心正行的光亮照进人性的黑暗。即使这样的过程，如行走于坚冰，他也要破冰而行。
自从宁波市看守所设立专门的艾滋病犯监区以来，我就想去采访，想揭开它“神秘的面纱”。直到，才得到许可，走进禁区，也认识了老毛。老毛质朴、健谈，平实的语言里透着邻家大哥的亲和力，给人很强的信任感。在这坚壁高墙中，他像一股暖流，他那并不伟岸的身躯，总是散发着强大的磁场，有一种无形力量。
我们媒体的报道采写一开始定位在设立艾滋病犯监管的角度。但几次接触，我发现这个被大家亲切地唤作“老毛”的质朴警官，才更应成为焦点。
老毛是一位警营里的学者。在12年的工作中，他几乎每天都要和艾滋病在押人员谈心，每次谈话和心理疏导后，他都会将对方的心理反应、情绪变化等记录在册，因此也积累了大量的心得体会和研究素材，摸索总结出一套独特而可操作的“五心法”。他五大本十几万字的工作笔记，无论从所耗费心血来看，还是作为可资研究的一手资料而言，都弥足珍贵。
老毛也像一位医者。他用学到的知识首先克服了自己的心理障碍，做通了身边相关人士的思想工作。他更在工作中，为每一名监管对象寻找和研制独门“药方”。
老毛还是一位师者，对在押人员，既授业又解惑。比如有一批艾滋病犯是文盲和半文盲，老毛就给他们准备了纸笔和课本，还手把手教他们写字认字，给他们讲道理说文化，监室成了文化补习班。
老毛更是一位善者。病犯对老毛如父如兄如师如友的信赖，称老毛为“毛校长”“毛老师”“毛爸爸”，无疑是因为老毛的善心和善行。无论是拥抱狂躁，安抚哭泣的病犯，还是陪着病犯尽孝，善心和善行总是相辅相成。而每一次接近病犯，都如同接近黑色的魔障啊。
当然，老毛用时间和实践证明了自己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忍者。12年来，监区里的在押人员一茬茬地换，不换的，是老毛。他很喜欢一句话，“简单的事情重复做，你就是专家;重复的事情用心做，你就是赢家”，这几乎是他的座右铭，也是他践行初志的最佳总结。
老毛无私无畏、坦诚质朴、真心善行，他也正是千千万万普通警察砥砺前行的代表。记录这样的人民警察是一个记者的责任与使命。我很庆幸，能认识他，用我的笔记录讲述他的故事。
“毛领导是位好老师。”曾经的在押人员巴莫(化名)说，“我们没读过什么书，毛领导知道后，就给我们上课，教我们认字。”
“有几个人连自己名字也不会写，对法律条文更是看也看不懂。做法盲怎么行呢?”毛卓云买来了纸笔，自制了识字卡片，在监室里讲课。
那段时间，每到上午9点左右，巴莫和室友就伸长了脖子往外看，嘴里嘟囔着：“毛领导呢?今天还要检查作业、听写，他不会不来了吧?”而毛卓云来到监室门口的第一句话总是：“怎么样，身体都好吧，有没有不舒服的?”要是有人说不舒服，他就先用手背试一下体温。等确认大家身体都没事，他才开始上课。在看守所的那几个月，巴莫他们认识了几百个字，也明白了违法犯罪的后果。
“做人就要有做人的样子，别总嬉皮笑脸。”毛卓云每月都给艾滋病在押人员理发，理发的同时也不忘教育一番。“毛领导最喜欢唠叨了。”在押人员虽这么说，但总是听着。即便离开了看守所，他们也愿意和毛卓云保持联系，“毛领导说了，有困难随时找他”。毛卓云还特地组建了一个名叫“关爱会”微信群，一有治疗艾滋病的新消息，他就转发到群里。
今年56岁的毛卓云，12年来一直是宁波市看守所艾滋病在押人员专职监管民警。他管教的不仅都是艾滋病感染者，还有大量“瘾君子”，更不乏重大刑事案犯。
远离危险是人的本能，他却把办公室搬到了艾滋病监区的普通监室里，把防护服锁进仓库，只为了让管教对象能少一些距离感。
不怕吗?他笑笑说：“怕的。一开始主动提出管这个监区，就是想做点事，这个想法一直没变。”
12年来，初心未改，毛卓云累计管理教育的艾滋病在押人员已达500余名。
主动请缨管理艾滋病监区“我是老党员，这点担当意识是有的”
早上7时，毛卓云走进宁波市看守所，开始新的一天工作。他目前管教艾滋病在押人员共26个，其中有18个“瘾君子”。
20__年，宁波市公安局决定将全市艾滋病在押人员集中羁押于宁波市看守所。许多艾滋病在押人员因为得病而自暴自弃，身陷高墙后更是破罐破摔，动辄自伤、自残、威胁民警。管理难度大，职业风险高，这无疑是个烫手山芋。
“给我6个月时间，管好了我继续，管不好另请高明。”毛卓云主动请缨，“我的想法很简单，工作总要有人做。没人敢做，我就试试。我是1986年入党的老党员了，又是退役军人，这点担当意识还是有的。我也知道危险，本来想一直瞒着家里!”
毛卓云接管艾滋病监区2年后，妻子徐爱英从《宁波晚报》一篇报道的一张侧影照片上认出了他，她这才知晓丈夫2年多来一直从事着这份高危的工作。提起往事，徐爱英声音哽咽：“知道后吵了一架，因为管理艾滋病监区实在太危险了!”
更“危险”的是，去年毛卓云把办公室搬到了监区，就在管教对象监室的隔壁。办公室只有一张桌椅，相当简陋。因为去厕所不方便，他就尽可能少喝水。一天至少要和在押人员谈话3小时以上，咽喉炎是老毛病了，难受时只能抿一口水，稍稍润下嗓子。好处是，这样就可以及时了解监室情况，又能拉近与在押人员的距离，让他们觉得更亲近。
监室里壮汉发狂猛撞铁门“我准备死一次，进去跟他谈一谈”
“最怕他们私藏违禁品自伤自残。”毛卓云说，“看守的第一要务是保障监所安全，保障诉讼程序顺利进行。”
王某，这个身高1.8米的东北壮汉身患艾滋病，曾在20__年9月当街刺伤女友、民警。他在看守所里住了148天，期间曾多次自残，吸毒后遗症导致的精神异常还时常令他狂躁。
“为了让他平静些，我什么方法都用了。”放风场边，毛卓云鼓励他大喊大叫，发泄积压的情绪;睡前，让他多做俯卧撑，有助睡眠。还请康宁医院专家来会诊，向心理咨询师请教。整整3个多月时间，在毛卓云的一遍遍谈话下，王某终于平静了些。“一次谈话，往往要多个小时，拉着手，一点点聊，告诉他，男子汉要对做过的事情负责。”
但始料未及的是，12月21日，也就是案件宣判的次日，王某又出事了——用头撞监室的铁门，额头出血，还像困兽一样呜咽。
这时候进监室太危险了。“我准备死一次，豁出去了，要进去跟他谈一谈。”毛卓云跟领导请示后，还是走进了监室，装作若无其事地检查内务，正思忖着怎么和王某切入聊天时，突然，他的背上受到了重重一击。王某狞笑着看着他，眼冒凶光。他又发狂了!同监室的在押人员急得直吼：“他是毛警官啊，对你这么好!”
第二天，毛卓云又走进王某的监室。此时，王某神情落寞地坐在角落。令所有人意外的一幕发生了——毛卓云走过去，轻轻拥抱住他。王某迟疑了一会，竟趴在毛卓云的肩头，像孩子一样地哭了很久。在王某断断续续的倾诉中，毛卓云捕捉到了关键信息——庭审时，王某的父母和女友都没有到场，他害怕且绝望，觉得自己被所有人抛弃了。于是，毛卓云通过办案人员联系上了王某的女友、父母、表弟，逐一抄下他们发来的短信，带到监室读给王某听：“我们会来看你，你要好好改造”。
之后，王某终于彻底平静下来，开始配合管教。被送往监狱前，王某给毛卓云深深地鞠了一躬，再次落泪。
“老毛敢于涉险的精神尤其让我敬佩。12年了，他每分每秒都暴露在危险中。12年了，他对工作，对每一个管教对象负责的态度始终没变。”看守所医管大队同事孙立洪说。
与曾经的在押人员保持通信“我多做点事，社会就能多一分安宁”
从美苏针对朝鲜问题最终达成了以“三八线”为界，两国分别占领南北各部开始，就已经为“半岛统一”之战埋下了引线，被“点燃”是迟早的事情。
1950年6月25日，朝战一触即发，随着以美国为首的联军的介入，导致战争性质发生了变化。同年10月19日，第一批志愿军跨过了鸭绿江，抗美援朝就此打响。
如今随着电影《长津湖》在国庆档的上映，再次将人们拉回了这场中国志愿军在异国他乡，打出了国威、军威的抗美援朝之战。随之而来志愿军老兵们也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其中就有拖着残躯却一直在不断挑战极限，被誉为“中国保尔·柯察金”的老兵朱彦夫。
他曾亲历过长津湖战役，其所在连队当时与敌军在零下30多度的恶劣天气里，血战了三天三夜，最终仅有他一人生还。而他归来时也已经不再是完整身躯，他的双腿、双手，还有左眼全都“留”在了朝鲜战场。生命更是医生通过大大小小47次手术，才将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尽管如此，他的头部、背部依旧残留着弹片，余生因此吃了好些苦。
朱彦夫，出生于1933年，家住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张家泉村。10岁时父亲被日本鬼子杀害，而后家中更加困难，兄弟姐妹7人4个先后因病或因饿而死。他因此在小小年纪时就开始用瘦弱的肩膀，挑起了家庭的重担，故而锻炼了他刚强意志。
从父亲遇难开始，朱彦夫就已经有了参军的想法，只是母亲觉得他太小了就一直不同意。到了1947年，他再也无法按捺不住内心对军队的向往，便悄悄离开家参了军，入伍不久就参加了孟良崮战役。
虽然他年纪小，那时也不曾接受过多少训练，可表现出来的勇敢令所有人刮目相看。有了第一次实战经验后，朱彦夫的胆子大了不少，故而在往后随军参战中总是冲锋在前。
朱彦夫14岁参军，1949年光荣入党时，他仅才16岁。但那时候的他已经先后参加了大大小小的战斗上百场，期间三次立功。而后抗美援朝打响，朱彦夫所在部队被编入志愿军第九兵团26军，于1950年11月开赴朝鲜。朱彦夫所在连队，入朝后的第一战就是“长津湖战役”。
长津湖地区本就是朝鲜北部最为苦寒之地，而1950年冬季的长津湖一带更是遇上了半世纪一遇的严冬，可见战斗环境有多恶劣。加上当时最先批次的志愿军准备尚不够冲锋，很多战士穿着单衣单鞋就入了朝，故而战斗还没打响就有了非战斗减员。
当时朱彦夫所在连队奉命攻占“205高地”，战斗一经打响，全连战士们只听一声号令便对高地发起疯狂攻击，在零下30多度的极寒天气里，与装备精良的美联军交战了三天三夜。
在全连战士们的猛烈冲锋下，当天晚上就攻上了高地。可是战斗并不会在此时画上句号，如何打退敌军一次又一次地反扑才是重点。
第二天暮色一经褪去，敌人就开始不断向高地倾泻火力。在大炮、飞机的轮番轰炸下，战士们在阵地上随手捧起一坨土石，里面都可以摸到弹片。朱彦夫和所有战士们一样，一边要注意头上袭来的炮弹，一边要不断倾斜火力打退反扑的敌人，战斗异常激烈。
在不断地狂轰乱炸之下，原本刷白的雪地变得红黑相间。红色是被战士们的鲜血染红的，黑色是炮弹爆炸后留下的灰烬。战斗中，17岁的朱彦夫就眼睁睁地，看着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他却毫无办法。
三天三夜的激战后，205高地上不再有退敌的炮火声。当增援部队赶到时，高地上一片死寂……一番搜索之后仅在雪地里扒出了一名尚有呼吸的战友，便是朱彦夫。
后来朱彦夫回忆此次高地争夺战时，说他也不知道自己何时昏迷了过去，只记得中途醒过一次。但是由于眼睛受伤，他几乎看不清东西，只觉得当时四周一片寂静。
而这时候他还在担心会有敌人冲上来，便用手已经麻木的手到处摸索武器。因为部队是轻装上阵，所带粮食本就不多，他昏迷前就已经很久不曾进食。故而他随后摸到了一个有点儿软的东西想都没想就吃了下去，直到后来被告知被发现时左眼眼球就已经不在时，朱彦夫才反应过来，那个东西可能就是被炸出来的左眼球。
朱彦夫被送到战地医院时，医生也没有把握是否可以救活他。因为他的头部、胸部、腹部全部被多枚弹片击中。双腿、双臂因为极寒天气冻到溃烂，左眼球已经不见，右眼也有弹片进入，情况十分危险。
由于伤势过重，朱彦夫很快就被送回了国内治疗。在送去长春军医大学附属医院时，朱彦夫一直处于昏迷状态。为了救他，医护们开了一次又一次会，调整了无数次治疗方案，终于在经过47次大大小小的手术之后，朱彦夫在昏迷后的第94天苏醒了过来。
而他醒来后的第一个动作，令在场的所有人鼻子一酸。他以为自己还是在战场上，故而他的下意识是去摸枪，想着自己要继续战斗。
可是，那时候他的两腿从膝盖以下，两手从手腕以上都被锯掉了，左眼再也无法恢复，右眼视力也仅剩0.3……身边的医护们想要安慰朱彦夫，却始终不知如何开口，身边的战友们看到的他反应也是不忍泪目。
醒来后的朱彦夫一时间很难接受这样的自己，一个多星期都不愿意吃喝，医生只好通过输营养液的方式给他“续命”。好在经过大家的开导下，朱彦夫渐渐走了出来，觉得自己就算是为了已经回不来的战友们也得好好活下去。
1952年，朱彦夫以“一级伤残军人”的身份被转到山东省荣军休养院。在那里，他的生活有专人照料，身体也专门的人员护理，衣食无忧。但他始终觉得自己连20岁都还不到，未来的日子还很长，而当时抗美援朝还未结束，国家依旧很困难，所以自己不能也不该成为国家的负担，便在1956年身体已经基本恢复后，放弃了特护待遇回到了老家沂源县张家泉村。
20来岁的年纪，本该拥有着无限可能，可回家后的朱彦夫却要像个小孩子一样，重新学习吃饭、走路、洗衣做饭等等基本生存技能。
为了习惯假肢，他摔了一次又一次，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经常暗自流泪。可是朱彦夫却异常开朗，一直给母亲说摔得不痛。是呀，比起在战场上受的伤，这些磕磕碰碰又算得了什么呢?经过不断练习后，朱彦夫终于实现了生活自理，并且开始看书学习。
张家泉村是个贫困村落，全村108户人基本都是穷人，鲜少有人读过书，所以后来他成了村里少有的文化人，还被推选为3个联合村组成的农业社党总支副书记，之后又当选兼任本村党支部书记。
虽然他的身体带有残疾，可他凡事无比尽心尽力。治山造地，兴修水利，大搞种植……。
经过20多年的艰苦奋斗后，原本到处是荒山的张家泉村变得生机盎然。村民们也通过各种农业种植实现了增收，日子越过越好。可是朱彦夫也因为过度劳累，在1982年患上了肝炎，他不得不辞去书记职务。
但是他并未因此闲下来，从1987年秋天开始用嘴衔笔、残臂夹笔搞创作，先后写下了《极限人生》《男儿无悔》两部长篇小说，被誉为当代中国的保尔·柯察金，鼓舞了无数人。
如今朱老已经88岁高龄，但他对于生活仍然充满着热情，自律的生活下坚持“活到老，学到老”。这种态度是历经生死之后的豁然，也是志愿军精神的另一种延续，而朱老的故事仍然在继续，他“前行”的脚步始终没有停下!
叶连平，男，汉族，1928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高中学历，河北沧州人，安徽省和县卜陈学校退休教师。自1978年从教，到1989年退休，再到鲐背之年，91岁高龄的叶连平始终坚守在三尺讲台，为乡村学生燃烧了40多年，被乡亲们誉为余热生辉的“乡村烛光”。他坚持为学生义务辅导，2000年自费开办家庭课堂“留守未成年人之家”，辅导学生1000余名，不仅花完了退休金，也用光了家里所有积蓄。2012年设立“叶连平奖学金”，在社会各方的支持下，已连续发放了7次，共发放10万多元，奖励资助了132个孩子。荣获全国德育教育先进个人、中国好人、安徽省优秀共产党员、安徽省五一劳动奖章、安徽省优秀教师等称号。
三尺讲台，一间教室，一间图书室，几十个留守儿童，这就是卜陈留守儿童之家，也是九十一岁退休教师叶连平的家。从教二十一载，退休后本可以享受天伦之乐，但他却是退而不休，不顾年高体迈，淡泊名利，倾尽心力，义务辅导学生二十载，用知识改变农村孩子的命运，被人们誉为余热生辉的“乡村烛光”。
贫困山区要真正脱贫，除了“输血”，还要实现自我“造血”。
2018年起，周秀芳以爱心支教为支点，尝试在劳动力转移、产业扶贫等领域进行帮扶，探索精准扶贫新路子。她牵线搭桥，将宁波市象山县的“红美人”柑橘树苗引到溆浦试种，开展生产帮扶。与此同时，周秀芳将溆浦的农民带出大山，在城里找工作。截至目前，经周秀芳介绍到宁波企业打工的溆浦山区村民已有近百人。
周秀芳和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周秀芳爱心驿站。
在东西部对口扶贫协作中，周秀芳还在宁波市鄞州区政府的帮助下，成立了爱心工作室和爱心帮扶基金会，在吉林延边设立周秀芳爱心驿站，通过项目对接，引导社会帮扶资源向那里集聚。
经周秀芳多方协调，今年7月，沪杭甬(鄞州区)研学实践基地落户溆浦，并将研学、助教与精准扶贫结合起来。刚刚过去的暑假，宁波有6批300多名学生到溆浦开展互动体验式研学。这个研学基地预计明年可接待5000至10000名研学青少年(家庭)。
从“支教奶奶”到“爱心搬运工”，再到“扶贫领路人”，周秀芳的爱心之路一直在延续。年岁渐长，她步履越来越蹒跚，因积劳成疾患上了严重的中耳炎，但这些都没能打倒这位老人。
“只要我的膝盖允许我走路，我就会一直走下去。”周秀芳坚定地说。
周秀芳的事迹被《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浙江日报》等中央、省、市多家主流媒体报道，感动了很多人。她曾荣登中央文明办发布的“中国好人榜”、获得全国脱贫攻坚“奉献奖”和“全国最美志愿者”等荣誉称号。
在参加9月5日举行的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座谈会时，周秀芳认真聆听了代表们的发言。她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获得这份荣誉，是党和政府对我的认可，是大家对我的信任，也更坚定了我扶贫助学前行的信心……我不是一个人，我的身后有很多的同行者，荣誉是属于所有人的。今后我们会继续走下去，助学帮困、精准扶贫，把更多的爱心搬运到贫困山区去。”
赵久富，男，60岁，湖北团风镇黄湖移民新村党支部书记。
20，南水北调移民工作正式开始，湖北十堰市郧县余嘴村成为被定为当地首批搬迁的移民试点村，村支书赵久富以大局为重，主动放弃留下来的名额，告别80岁高堂，认真细致作好移民工作，代领61户村民搬迁到团风镇移民新村。
跨世纪工程南水北调正式通水。此时南水北调移民第一村十堰郧县余嘴村支书赵久富带领着移民新村的村民早已安定下来大家也都找到比过去更多的致富出路。
50年前，南水北调一期移民开始时，七岁的赵久富跟随父母搬迁到了余嘴村，年，他成了村里移民的第一责任人。这里有61户要外迁到千里之外的黄冈。家园难舍，故土难离，移民工作最难张嘴。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的是干部，按照住房在海拔172米以下需要外迁的标准，赵久富可以选择留下，但他还是主动选择了外迁黄冈。赵久富80多岁的父母亲决定不跟儿子外迁到黄冈，但他们支持儿子带头外迁。
村支书带头外迁，61户村民陆续签了搬迁协议，2010年的4月30日，移民搬迁对队伍就要出发了，家家户户开始收拾家当装车。赵久富党旗挂在了自家外墙上，这是他在余嘴村当村支书的第26个年头，也是他在余嘴村当村支书的最后一天。赵久富的母亲拄着拐杖步行了5公里，来到了移民现场。母子遥望，赵久富不敢流泪，怕耽误了移民的行程。
余嘴村变成蓄满清水的库区。而移民们在赵久富的带领下在新的家园也走上了致富路。
周秀芳，她在古稀之年远赴湖南省溆浦县支教，并架起爱心桥梁。4年多时间里，经周秀芳多方协调，宁波、上海等地的爱心人士在湖南溆浦捐建了27所希望小学，近400名贫困生得到结对帮扶，累计捐款物近3000万元。
“做好事没有底，我将一直做下去，也希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接续传递这份爱心。”周秀芳说。
不只是周秀芳，年轻一代的志愿者也不甘落后。
12月3日，第四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公益创业赛现场传来喜讯，鄞州区推送的银巢养老服务中心获得金奖，全国仅10家!
而银巢养老志愿服务项目的创始人，是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宁波市“最美90后”李靖慧，20__年，还是一名大学生的李靖慧发起了银巢积极养老公益项目，并在学校创办了专项服务老年人的公益协会。20__年，她注册成立了“宁波市鄞州区银巢养老服务中心”，成为省内首个由在校大学生注册的养老民非机构。
她致力于实现老年人从“被服务者”到“价值创造者”的转变，帮助老年人实现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当天，她也来到了座谈会现场并分享感受：“社会因为志愿者参与而变得温暖，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志愿服务开出不一样的花。”
退休前，周秀芳是一位优秀的人民教师，深受学生爱戴。20xx年退休后，她被一所私立学校返聘。虽然拿着丰厚的薪水，周秀芳的内心却依然不平静，只因她还有一个未实现的支教梦想。
周秀芳的支教梦源自年幼时的经历。在念小学时，周秀芳因家庭贫困差点辍学，班主任鲍老师为她垫付了三元五角的学费，让她得以继续学业，也在她心中照进一束光。正是因为这段经历，她希望有生之年能为和她有着相同经历的孩子做点什么。
20xx年，66岁的周秀芳得知贵州省惠水县正在招募支教教师，她的内心又燃起了这把火。在家人的理解与支持下，周秀芳带着简单的行囊踏上了“高龄支教路”。20xx年春节，从贵州回宁波过年的周秀芳听好友说湖南省溆浦县九溪江乡更需要支援，便决定去看看。而她这一看便不走了。
周秀芳说：“我永远不会忘记第一次到桐林小学的情景。”长途跋涉辗转来到九溪江乡桐林小学门口时，眼前的情形让她震惊了——一栋简陋的木房，16个孩子正在认真聆听一位60多岁的老教师讲课，这位老师也是桐林小学唯一的老师。见此情景，原定要重返贵州的周秀芳决定留在湖南。
周秀芳开始了在溆浦的支教生涯，她把先进教育理念带进了乡村学校，用启发式的教学打开了孩子们的眼界。当地村民收入很低，很多家庭都是困难户，走访贫困学生时，她总会偷偷给学生家长塞点钱;看见孩子们穿着单薄，她张罗着给他们买校服;为让留守儿童可以和在外打工的父母视频通话，她又张罗着给学校买电脑;看到有孩子患眼疾，她自掏腰包联系医院给孩子做手术……周秀芳和儿子、儿媳长期结对资助16名贫困生，用于支教的钱超过了10万元，而她自己却常常一碗米饭、一碟泡菜对付一餐。
周秀芳退休工资每个月有7000多元，最困难的时候，她的工资卡里只剩下3.6元。“看到孩子们的笑脸，我就觉得自己很富有。”周秀芳说。
助学路上的困难还远不止这些，溆浦地处雪峰山北麓，层峦叠嶂，很多学校就建在半山腰。周秀芳患有风湿性关节炎，医生曾警告她，如果走路过多可能有坐轮椅的风险，但她坚持到每一户学生家庭了解情况。有一次，她来回走了8个多小时。还有一次家访途中，周秀芳身体不支摔倒。被救回后家人劝她放弃，她却说：“如果我倒下了，你们就把我埋在学校旁边的土地上。”